走近象山——纪念陆九渊诞辰860周年

臧合轩

走近象山——纪念陆九渊诞辰860周年　　□陈楚云
2006-12-25 阅读(
四月初，江西金溪县召开了“纪念陆九渊诞辰86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们荆门的有关人士被特邀参加这个会议，既感到荣幸，也感到安慰。因为陆九渊虽生于金溪，成名于十二世纪，但却卒于荆门知军任上，800多年一直为荆门人民所敬仰、怀念。我们是怀着敬仰的心情，循着陆九渊当年赴荆门足迹走到金溪的，在那里品味先生的道德、文章，拜谒先生的墓茔，也算是对先生的一种告慰吧。
金溪之行，收获无疑是丰厚的，感触也颇多，用一两句话似乎很难概括，于是有人说:“干脆就叫‘走近象山’，因为陆九渊号象山。”如此概括似乎也无不可，我们在金溪的确感受到了许多在荆门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好像是离象山先生更近了些。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谁敢说我们仅此一行就更加读懂了象山呢?好在此文纯属为了纪念，或近或远也不致于招来太多的责怪，于是就用了朋友的提议来作篇名——走近象山。
象山是一段历史
象山是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是从金溪开始，在荆门截止。但截止于荆门的这段历史并没有就此终结，在此后的800多年间，它对金溪、荆门，乃至我们整个民族和整个人类，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罗素曾经说过，“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的十余人抽出，恐局面将全变”。与罗素的话相类似是梁启超的一段话，他说:“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如何?”由此可见象山先生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但是，没有“荆门之政”，就没有完整的陆象山，因为哲学的最后圆成总应该是在实践之中的。“荆门之政”时间虽短，不过一年零三个月，但就是这一年零三个月，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平民哲学家，展示了他那种学通天地而又脚踏实地、海阔天空而又细致入微的真实风采。中国历史上以民为“心”的循吏、儒者不少，但像先生那样与平民百姓共命运、同悲欢，鞠躬尽粹、死而后已的又有几个?
当然，也有对象山先生的“荆门之政”很不以为然的，有的甚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说:“他(陆九渊)在荆门军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防止和镇压农民起义；二是联合邻郡，搜捕地方‘逃卒’；三是修郡学，讲学授徒。”这三件事，前两件无疑是两大罪状，独第三件好像是个政绩，但“讲学授徒”后面偏又钉了一句“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就是这顶大帽子，一下子把个象山先生弄得一无是处了。
上述引文所代表的年代不必多说了，但象山先生所生活的年代却不得不说。
象山先生生活在南宋偏安江南的时代。早在先生诞生前13年(1126年)，金人就攻陷汴京，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掳去了作了人质。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金帝下令废黜徽、钦二帝，北宋王朝灭亡。同年5月，康王赵构(钦宗的弟弟)即位于南京，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建都杭州，改称临安，史称南宋。南宋偏安的历史，是南宋政权内部主战与主和势力此消彼长的历史，也是屈辱求和的历史。当时，民族矛盾是主要的社会矛盾。“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是这一主要矛盾的历史写照。
南宋建立后，金人两次南侵，南宋两次求和，由称臣到甘当侄皇帝，直到隆兴和议(1164年)后，宋与金的对峙局面才确定下来。象山先生领荆门军事是此后20多年的事。20多年间，宋金虽无大的战事，但金人常有南牧之意，民族矛盾仍然是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
荆门当时为次边之地，象山先生对奉诏知荆门军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并且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早在来荆门之前，他就把抗入侵、行礼义、正人心作为荆门之政的头等大事。到荆门后，他把注意力集中于防务法治、官风官库、民风民瘼、商业农情上，在抗入侵、行礼义、正人心的思想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而在短短的时间里，创下了声名遐迩的“治荆八政”，即“严防务”、“建保伍”、“重法治”、“除弊风”、“罢三引”、“蠲铜钱”、“勤视农”、“堵北泄”。“治荆八政”很快就产生神奇的效果，形成“政清弊绝，民风纯厚”的良好局面。无怪乎当时的丞相周必大一再称赞道:“荆门之政，可以验躬行之效”；“荆门之政，如古循吏，躬行之效至矣”。
先生也许是深感自己来日无多，所以决计要穷毕生之学，倾全身之力，治好荆门，在短期内创造出奇迹。奇迹倒的确是创造了，但理想、抱负却远未实现，满腹经纶也难以真正展示，真可谓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了千古的遗憾。假如“荆门之政”能再有一年又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那荆门的历史又将如何呢?
当然，先生不必去理会有人把他当年组建烟火队、追捕盗贼，以及严肃军纪、惩治逃兵等保边安民之举说成是“镇压农民起义”的臆语，还有那像风一样吹过的“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梦呓。“荆门之政”的历史，既是先生的历史，也是荆门的历史。公理自在人心，荆门人民对这段历史是极为珍惜的，陆夫子祠可以作证，仰止亭可以作证，象山可以作证。
象山是一种哲学
象山是一种哲学。这种以“心”为核心的学说，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深睿智慧才能够创造出来，它是中国人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所作出的独特的解释和理性的概括。同时，这种学说也是南宋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为实现救亡除弊的目的，须先扶正人心，强化人伦，张扬人格，象山心学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南宋时代是程朱理学盛行的时代，象山先生高扬“心学”大旗，独树一帜，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和“发明本心”等著名的哲学命题，实乃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大幸事。象山心学可以说是以人的本心为基础，围绕“人心同一”、“人心蒙蔽”、“人心自救”和“人心激发”等一系列有关人心的重大问题深入展开而又自成体系的哲学，因此它看取人、关注人、解放人，同时又呼唤人心、扶正人心、激发人心。象山先生说:“天地人之才等耳，人岂可轻，人字岂可轻”；又说:“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还说:“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心，便与天同”，“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者”。因此，他号召人们“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按照象山的思想，人只要昂扬奋发，自立自强，都是可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的。整个象山心学，无不体现对人的价值的讴歌，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对人的道德人格的张扬，对人的思想解放的鼓吹和对人的巨大心能的激发。这，对于处在漫漫长夜中的十二世纪的中国，无疑是具有文艺复兴的意义的。
正因为如此，象山心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象山心学作为王阳明心学和泰州学派的理论前导，掀起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浪潮的最初波澜。明代中期，以挽救衰世为目标的王阳明心学和以反映新兴市民阶级愿望为指向的泰州学派相继兴起，它们前呼后应，形成了一股摆脱理学禁锢、追求人性自由的思想解放潮流。而这股潮流的源头正是在象山心学那里。王阳明心学和李贽为首的泰州学派是沿着象山心学的学术方向向前发展的，他们紧贴时代，反传统，倡新说，令当时的知识分子耳目一新，唤起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界的觉醒。特别是泰州学派，它是从理学出发的，但最终成了理学的异端，带有鲜明的近代启蒙色彩，后又经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大师的批判承袭，这股思潮被推到了反对君主制的高度。尽管这股思潮后来未能得到健康发展，但它却预示近代社会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
同时，这股以象山心学为源头，在明代中晚期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潮，也极大地影响了这一期间的文化领域，有力地促进了该时期文学艺术思想及其创作的审美嬗变。首先是带来了以《金瓶梅》、《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初二刻《拍案惊奇》为代表的市民文艺的勃兴和繁荣。这种以“市井细民”为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世俗文学，一扫此前“台阁体”的呆滞沉闷和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因袭模仿，把当时由商业繁荣所带来的社会生活作了生动形象的描写。这里有对人情世俗的津津玩味，有对荣华富贵的钦慕渴望，有对“性”解放的企望渴求，也有对“公案”神怪的广泛兴趣。尽管这里充满了小市民的庸俗、低级、浅薄和无聊，远不及上层士大夫艺术趣味的高雅和纯粹，但却在人性受到普遍压抑的封建社会后期，给了人一种生动活泼、火火辣辣的生命光彩。
更为重要的是，明代中后期的这种文艺创作的审美嬗变，带来了以《牡丹亭》为最高成就的浪漫主义文艺的洪流激荡。李贽是这一浪漫思潮的中心人物，在文艺上，他极力主张“童心说”，提倡讲真话、写真性、抒真情，为以个性心灵解放为基础的浪漫文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公安派袁宏道等倡导“性灵说”，汤显祖主张“情至说”，徐渭坚持“本色说”，他们之间彼此呼应，相互赞赏，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思潮。汤显祖的戏剧创作代表了这一时期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他的《牡丹亭》则是一座高峰。《牡丹亭》的成功，不仅在于汤显祖以其过人的才情和灵美的想象，向我们叙说了一个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的爱情故事，而且在于创造了杜丽娘这一光彩照人的典型形象，唱响了一曲冲破封建礼教樊篱、大胆追求个人自由幸福的颂歌，唱响了一支以情抗理、争取个性解放的战歌。《牡丹亭》的深刻和不朽，是以艺术形象表现了当时整个社会对一个新的时代到来的憧憬和期望。
当然，也有人不愿意看到这些，他们在给象山心学扣上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后，便说它是“近七八百年来哲学思想发展的一大不幸”。对此，如今唱和的人已经不多了，“陆九渊不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成了更多人的共识。“真正不幸的不是这种哲学思想，倒恰恰是这种先扣上一顶帽子再拉出来批斗的简单的研究方法”。宫哲兵先生的话，也该使一些人警醒了。
象山是一种文化
象山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我们祖先在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形成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中的光辉一页。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重视这笔丰厚的遗产，认真加以整理、发掘和弘扬，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象山心学对于我们今天增强道德责任，培养良好情操，无疑是有很多可供借鉴的东西的。象山心学，着眼于“心”，立足于人，本质上是一种修身立人的理论。这个理论在当今的最大价值，在于能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养分。它阐发的关于“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所表现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它提倡的“尊德性”、“人要有大志”、“堂堂正正做个人”、“须大做一个人”的主张，它强调的“发明本心”、去人之“病”、做到“寡欲”的观点，它提出的以“执事敬”的态度对待生活的要求，它倡导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人格独立理论，等等，只要我们能结合当今时代的要求，加以弘扬，将会大有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
象山心学是哲学，也是教育学，有着相当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而以德为本，强调对学生的道德人格教育，是这个体系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与我们现在的教育把德育放在第一位，注重对学生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的教育与培养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象山先生所坚持的尽量减轻学生负担，重视学生的能动作用，注重激发潜能，让学生在宽松环境中优游读书，与我们现在教育改革中的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的启发式教学和学须质疑的倡导，也都包含有真理的颗粒。象山先生的教育思想虽产生于800多年前，但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具体的教学实践仍有很多值得研究、发掘和借鉴的东西。
象山心学的深刻之处，在于看到了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揭示了人的主体精神的深刻内涵和人的潜在心能的无限性。“万物皆备于我”，“人皆可以为尧舜”，“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等，都是这方面的著名论断。在象山先生心里，人是与天地并生，与天地等才的强大无比的主体力量，在人的面前，没有什么事做不到，没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人应该发挥自我价值，尽一切可能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走向理想的彼岸。这种心灵创造精神的当代价值，就在于它可以用来激励人们去学习、去修炼、去斗争、去创造，以实现自我主体的价值，从而为社会作出贡献。
人类的进步，说到底是人类文化、人类文明和人类智慧的进步，而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是这种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我们不要把对象山心学的研究，看作是感情用事，认为在对与我们有着某些历史渊源的祖先发思古之幽情，或者是看成一种单纯的学术行为。而应该看到，这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对文化的尊重，是在承担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建设精神文明的重大历史使命。
象山是一种遗憾
象山也是一种遗憾。这种遗憾缘于哲学家固有而又独特的寂寞的性情，如“不立文字”的主张，极容易使人在许多命题面前坠入云里雾中；也缘于天下几人识象山的清冷的学术氛围，致使很多人不能以神交古人的基本态度去领会和融解他的哲学思想；还缘于象山心学所暴露出来的缺陷，以及后人对这种缺陷的不能宽容和丧失理性的批判，以致在很长一个时期形成一种“谈陆色变”、不敢研究的局面——其实这是极不公正的。
这种遗憾，于象山心学无疑是一种损失，于我们所从事的事业，说得功利一点，于我们的经济，又何尝不是一种损失。
应该说，荆门人对待这位先哲是很少心存功利的，几乎是出于一种纯粹的敬仰之情来以各种方式纪念他的。于蒙山东麓建立陆夫子祠，将蒙山改名为象山，在山上建讲经台、设仰止亭，以象山命名街道、学校、村庄，等等，都表示了荆门人民的纯朴和真诚。从十二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的800多年来，由此再上溯800年乃至更加久远的年代，在荆门这块土地上任过行政主管官员的人该有多少，但在荆门人的心目中拥有如此之高的地位，享受如此殊荣的却只象山先生一人。
不过，从200多年前开始，这种气氛在逐渐被冲淡。当年的安陆太守张世芳题写“仰止亭”三字，或许是有意在荆门这个小范围里把象山文化的氛围造得更浓厚一些，以防止“龙文化”的跃出。在张世芳看来，象山是千古一人，而龙则是随时随处可见的，以深邃对俗气，以思想对图腾，荆门无疑应该选择前者。但舒成龙毕竟凿了龙泉，建了龙桥，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以龙命名的街道、学校、医院，乃至公园，等等。应该说，在荆门城区这个小范围里，“象山文化”的氛围是从舒成龙开始被“龙文化”逐渐冲谈的。
也许有人会说，有两种文化总比一种文化好，甚至还可以说，“龙文化”还有以“金龙泉”为代表的优良品牌，“象山文化”又有什么呢?但这决非象山先生之过，而恰恰是人们不太重视象山先生的遗憾。如果当初打的就是“象山”的品牌，难道其配方就会改变吗?鲁迅先生笔下的穷酸的孔乙己，在浙江的绍兴被人发掘出了上亿元的无形资产，就连吴妈也显得身价百倍，而号称“百世大儒”，被公认为中国心学创始人的陆象山在荆门又被发掘出了什么呢?这是不应该有的反差。
由此我还产生了一系列的疑惑:分明是坐落在象山脚下，并且还包括象山的公园，为何不叫“象山公园”，而偏叫“龙泉公园”，我不知道是否“龙泉”比“象山”的内涵更丰富、更深厚，抑或“龙泉”比“象山”更易于发掘；分明是“象山大道”，却见不到一座陆象山的雕塑，倒看见了红的石头和白的石头凿成的大象、小象，与野生动物倒是近了，但与哲学思想却是远了、太远了……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因此我还怀疑，象山大道也好，象山一路、二路、三路、四路也好，乃至那些许许多多的以“象山”命名的东西，其命名的初衷未必真是为了纪念陆象山，或者说想沾一点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灵气，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望文主义的尴尬呢?
由此我想起了毛主席早在延安整风时说过的一段话:“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历史给了荆门一个陆象山，这是对荆门的恩赐，荆门成就了一个陆象山，这是对历史、对哲学的一大贡献，也是荆门的一大骄傲。“荆门之政”，时间虽短，但却功炳千秋。象山先生逝于荆门知军任上后，朝廷追谥为“文安”公，宋史也给了他浓重的一笔。8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走过南昌时，得知南昌有象山路、“象山南路”、“象山北路”，当我们走到金溪时，这个仅有二十几万人的县，也已将县城仅有的两条大道改成了“象山南路”、“象山北路”。当然，荆门也有这样的路，但更多的是纪念后的忘却和忘却后的尴尬。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如果没有了当初构建它的基础，就不成其为历史文化名城，一座走向现代化的城市，如果抽掉它的历史文化内涵，就只会剩下肤浅的欲望。人，尤其是获得了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的人，其对精神的追求，远远超过对物质的崇拜，否则，人类就不会进步到今天。更何况物质还可以变精神呢。所以，无论是站在历史的角度，还是站在现实的角度，无论是从精神方面来讲，还是从物质方面来讲，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荆门拥有陆象山，更不应该将关于象山的遗憾，带进二十一世纪，留给我们的子孙。
（原载《荆门日报》1999年05月09日1版“星期天” ）

臧合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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